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汪勋如是在什么时候写成这本书的？一个基本的疑问。我翻阅这书的封底蝴蝶页，上面注记着几行资料—出版者：革心出版社/发行者：汪勋如/社址：台北永和秀朗路一八—二号/办事处：台北市和平东路陆装二村三四号/“内政部”登记证内警台业字第三四号/一九六六年一月台初版。
一九九二年六月六日，高阳谢世。七月十三日，我读完了汪勋如的著作。我猜想是高阳那种考古工匠式的琐碎好奇心在我身上发酵作祟着了，我对汪著的出版日期有着骨鲠在喉一般的不安和狐疑。
质言之，以汪勋如例举实事为证，试图揭露天地会暗中破坏社会秩序、制造大众惊扰的动机而言，他为什么只写了一宗疑似跳楼自杀案、一宗坠机案和一宗未及其详的暗杀案，而未及新生戏院的那场大火？
再者，“我等亡命天涯老儿”这话说得似乎同孙小六幼时印象所及的类似，也就是“有时一两个”、“有时五六个”的数目，似与“我等”（而非“我”）暗合。孙小六出生于一九六五年八月中，到了第二年一月十九号那天新生戏院便失火了。假设孙小六分别在两岁和七岁上两度“住”在新生戏院里的经历亦属事实，而汪勋如又曾经趁他还是个幼儿之际传授了他一套《吕氏铜人簿》的医道口诀，则必须是一九六七、六八年间的事。此后孙小六再也没见过汪勋如了。从这些散碎零落的事实上看，最合理的一个推测是：一九六五年八月，发生“万老爷子砚方无故殒命”事件之后，汪勋如写下了这部《天地会之医术、医学与医道》。至少这本书（于一九六六年一月）脱稿出版之前，汪勋如尚未遭逢亦不可能预见新生戏院会发生一场大火，是以像火灾这么明显的人为灾难，并未见诸是书文字。反过来说，或许正因为汪勋如写成这部书，公然贩售于市，致使有心人在读过之后，无论是从内容或编校印刷—也就是出版和行销这条管道—循线发现了汪勋如及其他老人在西门町新生戏院落脚藏匿的踪迹，而后雇请纵火专家，出手处置。这是有其可能性的。
高阳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我：一本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书、装帧成什么德行、写了些什么内容、提倡了些什么想法，只有“一个鬼东西”是完全不能改变的，那就是它的出版日期。一本书印出来的那个日期，就宣示了此书“再无其他可能”。换言之，出版日期是一本书最笃定也唯一笃定的内容。除此之外，一本书里的任何内容都“见仁见智，言人人殊”。而出版日期则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很多我们误以为没有意义，却也因之而料想不到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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