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错，把文化当做欢庆的装饰、宣传的工具、政治的话筒，不断地营造由晚会、评奖、精品、大牌所组成的假大空排场，是一个陷阱。但是，这个陷阱对于真正的文化人和艺术家而言，是能够避开的。而且，即便算是一个陷阱，也已经众目睽睽，而众目睽睽的陷阱就不叫陷阱。

另外，把文化当做一己的装饰、圈内的摆弄、超世的枯奥，不断地编织着由无效、无能、无聊、无稽所组成的伪精英表演，也是一个陷阱。但是，这个陷阱也已经被渐渐识破，造不成太大危害了。

那么，特别具有危害性的陷阱究竟在哪里？

大家不妨在心底自问——

文化是由人创造的，文化史是由一串无可置疑的名字构成的，但是为什么在文化的旗号下越来越排不出像样的名字来了？那些没有官衔卫护的文化创造者，为什么全都流失在文化的边缘地带？他们的光荣和尊严是被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消解了？

中国现代政治风波虽然很多，但是不少艺术家本来并不是政治运动的目标，也没有被政治人物点名，却为什么总是首先受害？是什么力量把他们推进了政治诬陷的泥坑？

老舍为什么自杀？沈从文为什么搁笔？赵丹为什么要留下一个“免斗”的遗愿？

眼下中国已经不可能在文化界发动大规模的整人运动，却为什么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化创造者都难于放松，是什么样的潜在信号给了他们这种心理防范？

为什么一些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文化成果全都成了“有争议的作品”，它们的作者又都成了“有争议的人物”？

大家都说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，那么，是什么样的隐藏群体拿着一把把杀猪刀，等待着一个个文化名人？

……

这样的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，但似乎不必了。一种看起来并不太重要的存在造成了这一切。

它是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但表述起来却很长：它是一种以鄙视文化为前提，以嫉贤妒能为起点，以窥私抹黑为手段，以上纲上线为套路，以大众传播为舞台，以打倒名人为目的，以一些充满整人冲动的低层文人为主体，能够快速引发世俗起哄而又永远找不到阻止办法的民粹主义大揭发、大批判。

这句话虽然长得让人喘不过气来，但只要是中国人，一看便知。它，就是它。好好一段中国文化史，被它困住了。很多高贵的文化灵魂，被它缠苦了。

已故作家王小波说，中国文化界只有两种人：一种是做事的人，一种是不让别人做事的人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后一种人的力量大得多。这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最大陷阱。

我们所说的这种大揭发、大批判，与西方近代学术界提出的“批判”概念正好相反。它不是以真相、理性、探讨、反思为基础，而是以虚假、情绪、造势、攻击为生命，因此在根本上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。中国文化千好万好，却也有不少致命弱点，为它提供了特殊的滋生条件。

例如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，缺少实证意识。到处都喜欢谣言，大家不在乎真假，整个文化不具备辨伪、辟谣的功能和程序，这就成了它长驻不走的温床。

又如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，还缺少法制意识。从来未曾把人身权、名誉权太当一回事，也从来未曾把诽谤罪、诬陷罪太当一回事，这就成了它安居无忧的围墙。

再如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，又缺少对公共空间的认知。很多人看到伤害文化的事件，不知道自己应该承担什么责任。甚至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批评中国人的那样，看到同行受到伤害还暗暗自喜。这就纵容了它在大庭广众之间、公共媒体之上如入无人之境。

如果说得更深远一些，那么，中国历史上一再盛行的法家谋术、小人哲学、暴民心理、反智传统，加上现代史上无边无际、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和实践，合力挖出了这个巨大的陷阱。

从表面上看，很多文化创造者并没有直接遭遇这种大揭发、大批判，因此没有切肤之痛。而他们的作品为什么永远被民众冷淡？他们的职业为什么永远被社会侧目？正是因为这种大揭发、大批判反复地蹂躏了民众的审美感知，长久地污辱了文化的基本尊严。那些人所发起的每一个整人事件，都是对整个文明机体的蚕食。

其实，很多沉默的中国民众虽然深受荼毒，却也看出了一个规律：某种人物越活跃，某些报刊越畅销，文化的状态就越糟糕。

中国最有骨气的现代作家巴金终于做了一件大事，那就是早在“文革”之前就对“某种人物”发出了挑战。巴金说，那批人数量不多，影响极大，平日不知道藏在哪里，一有风吹草动就突然跳出来，在报刊上一会儿揭发这个，一会儿批判那个。看到这家院子里花草茂盛，就大声咒骂，听到那家阳台上鸟声动听，就抡起了棍棒。他们总是制造各种帽子给别人戴，帽子上写着他们随意编造的各种罪名。他们这批人，使中国作家一直处于恐惧之中，无法写出像样的作品。

巴金的这个发言，很快被西方报刊报道。因此，他被加上了“为帝国主义反华势力提供炮弹”的罪名，在“文革”中受尽迫害。我在那些最黑暗的日子里曾多次探望他，看着他单薄而不屈的身躯，一次次从心里赞叹。

我想，向专制强权发出不同声音虽然也需要勇气，但对象明确、话语简洁，容易被人记住，也容易平反，反而不难做到，而要与一团邪恶的戾气搏斗，对方高调高声，号称言论自由，又时时转移话题，自己被熏得浑身发黑，还无法向民众说清是非，真是难上加难。但是，巴金没有知难而退。

仅此一端，我把巴金看成是真正的文化英雄。

六

那么，时至今日，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巴金的遗志，来战胜这团邪恶的戾气呢？对此，我这个乐观主义者有点悲观。照理，我们也应该呼吁政府以更完善的法制来保护文化创造者，并让全社会明白，文化保护的功劳不下于文化创造。但是我又知道，这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。很多传媒为了自己的销售量，已经成了这团邪恶戾气的鼓动者，它们以自己的话语权，或多或少站到了文化创造者的对立面。因此，不管再过多少年，还是会有一批批真正的中国文化创造者被涡旋在里边逃不出来，而且也总会有一代代正义的精神导师试图驱除它却无功而返。

文化人要想不受伤害，也有一些别的路可走，周围很多人也确实这样走了。但是，那已经不是真正的文化之路，他们，也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人。

这种情景，怎么能让我乐观起来呢？

但是，有时我又会产生一点依稀的乐观，觉得这团邪恶的戾气只会伤害却不会葬送中华文化。

理由是，我在反复梳理中华文化发展历程后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印象：一种大文化，是一个庞大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，它渗透在千家炊烟、万家灯火之间。中华文化的悠久生命力，并不是靠官方的喂养和宠爱，也不是靠文坛的商榷和争执，而是靠广大华人的崇敬和守护，才维持下来的。它的灵魂，就是“止于至善”的天下大道。

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说过，一种伟大文化的终极生命力，一定不会是富华精细的。它不会是修剪过度的皇家园林，而是粗粝嶙峋的海边礁石；它不会是宫廷御池的节庆喷泉，而是半夜山间的狂风暴雨；它不会是沙龙名嘴的激烈争辩，而是白发夫妻的临别拥抱；它不会是巴黎学府的字音考据，而是泥腿首领的艰难跋涉。

是的，在很多情况下，倒是一些并不太熟悉文化而又崇敬文化的民众，从大感觉、粗线条上维护住了中华文化的尊严。

我小时候，村里不识字的农民见到路上一张有字的纸，哪怕是一角旧报纸，也一定不会踩踏。他们必定会弯腰捡起来，捧在手上，恭恭敬敬地走到庙门边的一个焚香炉前，烧掉。焚香炉上刻着四个字：敬惜字纸。

邻村渔民出海打鱼，如遇大风季节，一定在出海前走很远的路，到一个读书人的家里求得一大沓字纸，压在船底。他们说，天下没有比文字更重的东西了，就靠它压住风浪。

农民弯腰捡起来的字，渔民远行求得来的字，他们都不认识，但他们懂得尊重。连不认识也尊重，这就构成一股狄德罗所说的终极生命力，邪不能入。

什么时候，人们能对中华文化少一点舍本逐末、洗垢求瘢，多一点泥途捡拾、浪中信赖？

当然，我在这里说农民和渔民，只是要表达他们身上所包含的象征意义。我所真正企盼的人，只能出现在中华文化大踏步向前迈进的时刻。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使那些陷阱和戾气挡不住路，也追不上来。

七

到了那样的时刻，中华文化将会变成什么模样？那是我们难以预想的了。就像先秦诸子无法预想唐代文化，就像晚清学人难于勾画今天景象。只希望，它能够与全球文明亲切相融，偶尔又闪现出一点几千年积累的高贵。

这不是出于炫耀，只是因为所有的古文明只剩下这么一支持续了，它应该承担一点时间所交给的义务。时间交给的义务，既是一种聚集，又是一种淘洗。因此，最复杂，也最简单。

最后只剩下了一个意念，那就是：足以感动全人类的大爱和至善。这样，中华文化也就成了人类诗意生存、和谐生存的积极参与者。在终极意义上，我不认为它还要有什么别的特殊诉求。

点评一：

这是作者的文化自叙状。他讲述自己的文化信念得以产生的过程，既是心路历程的坦白，也是铿锵的自我辩护。对中华文化的热爱，对文化遭际的怨愤，和着巨大的悲悯，化作殷切的期盼袒露一个真文人的心声。（老愚）

点评二：

“苦旅”不易，“摩挲”、“寻觅”中贯穿着作者的忧患、悲悯、良知、道义、抱负、使命……“寻觅”作者大词背后的“正心诚意”，然后“摩挲”作者的“格物致知”。作者寻觅个人心中的文化史，我则呈现一已的阅读方式，作者激发了我的文化想象，我也寄望于激发读者的阅读想象。（马策）

点评三：

中华文化的现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生态？作者以自己的切身经历与感受揭示了文化在当代的起落进退。

作者下笔就理性地表明了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态度，那就是“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体谅”，敏锐地指出“这是在多年战乱之后，一种迟来的文明生态在进行着匆忙填补”。文化再次迎来了被关注，迎来了自由，但“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却越来越滞后，越来越迷乱，越来越失去公信力”。作者层层设疑，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化在发展中遇到了一个“大陷阱”，不仅让“好好一段中国文化史，被它困住了”，而且“一批批真正的中国文化创造者被涡旋在里边逃不出来”。但作者对此又并未绝望，“有时我又会产生一点依稀的乐观”，那就是广大民众对文化的崇敬和守护。作者挥动如椽大笔对当代文化作了不同于他见的细致反思，其情真，其理切，其据实。（胡杰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