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些报刊在造我的谣，而这些谣言使爸爸联想到了我家在“文革”中的悲惨经历。一种巨大的逆反，让老人家痛彻心肺。这位抗拒了十年谣言而获得过胜利的英勇老将，终于牺牲，为了他的儿子。

对这件事，我写道：

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，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予以原谅；但我又是一个中国人，终身不会淡忘“杀父之仇”。我即使把“必要仇恨”缩得再小，也会永远记得爸爸临终床边放着的那些报刊，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。

博爱使我容光焕发，仇恨使我双目炯炯。

我的宗教情怀反对我报仇，却不反对我出走。前思后想，觉得我们夫妻两人也算非常对得起这片土地了，只是年纪已大，很想避开歹徒们的惦记，寻个安全，因此即使远离，也已无须汗颜。但是，歹徒们的势力范围很大，欺骗领域更大，欧美很多大城市的华文圈都已有他们的阴影，我们只能敬鬼神而远之。我和马兰讨论过塞浦路斯、以色列、南非，而在这本书的最后，则指向了西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。

那里有可能是几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湮灭时的先民逃生处，因此也可以看成是远祖的家园。在密克罗尼西亚，我们特别羡慕那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二十五年，从未上岸栖宿的夫妻，那位妻子还是中国人。但是，看来只能羡慕了，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。

当然，不管到哪里，还是阐扬中华文化。可以想象在那个归息之地，我展卷而叹，抚伤而忆。而马兰，则拭泪而歌，仰天而吟。

三

临了，还要以这本书的名义，对谣言表示感谢。

谣言也有正面意义，那就是，让我们在内心确认真实之为真实。

因为有那么多虚假，真实就显得更加珍贵。但在平时，有关真实的记忆常常沉睡了，黯淡了，褪色了。等到谣言一起，真实的记忆从深处唤醒。唤醒一处又会连带多处，生命的重量又重新回归。

我自己，就曾一次次被谣言带出来的真实所震惊，所感动。

前面提到，爸爸在“文革”十年间天天撰文反驳谣言，其间又因眼疾由我代笔。我发现，一切善良者的反驳其实都是回忆，点点回忆连成逻辑，很快，愤怒的口气变成了动人的自述。

我毕竟懂得文学，总是向爸爸追问人情细节，祖母和妈妈又在一旁补充。结果，在那一个个风雨凄迷的夜晚，一部小小的家族史诗渐成雏形。

爸爸把这些自述的一部分，长期珍藏在抽屉里，我在他去世后找得。一页页轻翻旧纸，一次次眼湿鼻酸，觉得还应该继续做点什么。

于是，我以爸爸的自述为线索，开始了“长辈寻访”，这就是《借我一生》那本书前半部分的由来。我把这种写法称之为“记忆文学”。因为是文学，便增添了一些细节描写，改易了一些人物姓名。

书出版后，更多的长辈、亲友、同事、邻居参与了回忆。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，但他们提供的素材，又互相矛盾，还常常与我自己的记忆不同。

因此，我再度一一拜访，细细追问，认真比勘，小心排除。结果，素材越来越多，篇幅反而越来越少，历史的筋骨出现了。因此，我把《借我一生》删改成了《我等不到了》，最后又改写为眼前这本书。有了这本书，以前的那两本只能算是草稿了，不必再出。

有趣的是，在这一过程中，我还收到了寄自浙江、福建、湖北、安徽、四川、湖南、江西等省份的诸多《余氏宗谱》，以及与余姓有关的大量考证、搜辑、名录、事迹、诗文。这使我产生一种兴奋的晕眩，一次次重新判断自己究竟属于哪一支脉。

你看，如果当初不是谣言对爸爸的反面催动，哪里会有这本书的起点，哪里会有后来的这些篇章？

这本书的后半部分，主要写我们一代，更是由谣言激发出来的。

我甚至认为，正是二十多年一拨拨不间断的谣言进攻，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。

因此，我要以自己的这个经历告诉年轻读者，祸福相依的古典哲学，一点不错。如果哪一天你们眼前的坏事已经坏到匪夷所思，那么，千万不要沮丧，里边一定埋藏着一个重大契机。

那么，谣言究竟是怎么帮助我写书的呢？且听我略举数例。

试想，如果没有那个有关“文革写作”的谣言铺天盖地，我怎么可能发布那个著名悬赏？我在悬赏中宣布，只要造谣者举出一个最细微的证据，例如指出我在“文革”中写过他们臆想中的一句话，一句，仅仅一句，便可立即获得全年高额薪水。这个悬赏使造谣者们产生了急迫的金钱向往，非常辛苦地查找了十几年，居然一无所获。这个结果，连我自己也十分惊讶，因为经历过十年“文革”的中国文化界很少有人经得起如此规模的查找。我为什么会这么干净？一幕幕往事渐渐浮现。于是，由长辈写了前半部分的家庭小史就由我延续下去了。此外，我受同一个谣言的刺激，写出了《四十年前》、《寻石之路》等填补历史空缺、重划历史分期的文章，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重视。

又如，如果没有那个有关“地震捐款”的谣言轰传天下，我怎么可能把自然灾难与人文灾难放在一起思考，然后从“民族大灾难”的视角来提炼我家三代经历？灾难的形成、扩大、救援、曲解，以及灾难中的牺牲、躲闪、起哄、鼓噪，成了这本书的主导线索，并由此上溯到余家远祖。作为这一谣言事件的具体起因，我个人捐建而被谣言指为“诈捐”的三个学生图书馆，一直屹立在灾区，已无须多言；但我要感谢这个谣言把我拉回到民族命运的瓦砾废墟，使我的写作具备了概括历史的高度。

再如，如果没有那个“文史差错”的谣言奇异爆发，我怎么可能认清我们和对手之间在文化格局上的根本差别？这样的谣言貌似斯文却出自当年“文革”造反派首领的手笔，又受到当代海内外媒体的强烈追捧，我突然明白我家几十年来对付的并不仅仅是无知歹徒。中华文化的歧路选择，隐伏在打打闹闹后面。我后来的数万公里文化历险，在他们看来也都是“文史差错”，因此要用那么多谣言在阻遏。

又如，如果没有那个定期出现的“离婚”谣言，我怎么可能从他们的逻辑推断出当代文人婚姻的破碎频率？由于这种谣言的日趋污秽，我明白了造谣者们极为可悯的情感生态和猫爪挠心般的疯狂嫉妒。同时，这个谣言又使我能够更多地记述马兰父母的非凡经历，以及马兰本人作为一个纯净艺术家的坎坷传奇。

……

总之，几乎一切谣言，对我都大有助益。

就连那些临时涉足又快速退出的造谣者，他们一开口，也就立即开启我的一段记忆。例如，这个，是因为我在主持上海文科教授评审时否决了他的申请；那个，是因为我公开声斥了他的变相盗版行径；这个，是因为我没有推荐他担任某个职位；那个，是因为我退回了他吹捧我的几篇长文……

他们的骂声后面，是我内心的隐隐歌声。他们的假话后面，是我内心的历历真相。于是，我在别人无法接受的荆棘丛中，获得了真正的自在。

尤其是那位坚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沙姓造谣者，我更要深深感谢了。正是他的坚持，从一个连贯的侧面印证了我生命的硬度。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为，社会上还会有人记得他几十年前被我救命又被我绝交的往事，因此不断地要用谣言来擦拭。于是，就有了他梦话滔滔的二十年，有了我不动如山而又疾步如风的二十年。

我为什么能“不动如山”，又“疾步如风”？还是要感谢他。由于他连续不断的谣言堆砌，使我成了一个疑点很多，却又谁也不知真相的“雾霭人物”。这种状态，对我来说实在太好了。“雾霭”成了一个隔离层，使我能够免除官方和民间的种种“抬爱”，不受任何干扰地写那么多书，走那么多路，研究那么多重大课题。

因此，没有他，就没有我近二十年来的文化成果，没有成熟意义上的我。当然，更没有这本书。

这，还不值得感谢吗？

由此，我体验到了很多历史人物的共同尴尬：终于发现自己的最大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现的，却又找不到感谢的方式。那就只能偷偷一笑，继续接受对方的特殊恩泽。

本来这个过程还会延续下去，可惜他衰年失智，居然伪造了我妻子的离婚声明，致使“毕生谣业，毁于一旦”。这一来，我的书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动，写不下去了，真是遗憾。

照理，这本书是应该写得更长一点的。

四

就这样，薄薄一本书，从“文革”的囚室写起，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，一路强忍悲痛地写了下来。直到最后，为母亲写出悼词。

回想起来，围绕着全家的长久魔咒，一是造反，二是造谣，可以概括为“两造”。

“两造”，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倒是一个重大词汇，因此我也不忍糟践，就把家庭魔咒转化成了生命笔墨。

我相信，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还是外国人，都很难读懂里边的内容，因此想用最简单的语言介绍几句——

这本书，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；

这历史，虽然低微却以小见大，与通行的历史教条有根本区别；

而正是这区别，使它与生存良知有关，与文学本性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