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几句话，把这个门厅收纳得鸦雀无声。胡伟民知道所有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，便慢慢地抽一口香烟，再把白烟圈缓缓吐出。大家等着他，他让大家等。发现香烟即将燃尽，他便弯下腰去把烟蒂按灭在花岗石台阶上，直起身来再掏出一盒香烟，抽出一支，衔在嘴上，摸出打火机点上，抽一口，再喷出白烟，才重新讲话。

他说：“我算过，我比你们各位的平均年龄，大十八岁。我真正做专业的事，是‘文革’结束后才起步的。你们算一算，那时候我几岁了？”

他又抽烟了。我连忙抓住机会说：“胡伟民先生是目前上海戏剧界无可争议的第一导演，也是全国四大导演之一。他的全部业绩，都是这几年从头建立起来的。”

“所以，”他又把烟圈吐完了，接着我的话说：“你们现在起步，一点儿也不晚。我们中国，只要方向走对了，所有浪费的时间都能追回来。如果方向错了，再让你们回二十岁，也没用！”

全场肃静。突然响起了掌声，很快全场响成了一片。胡伟民，就像他每天在舞台上谢幕一样，一手叼着烟，一手挽着我，朝周围点着头，缓步离场。我顺手把那个左派编剧也拉在一起，三个人一起离开。

胡伟民在一个路角弯腰打开了一辆十分破旧的脚踏车的锁。这辆脚踏车，我和他都叫“老坦克”。按照往常的习惯，他会推着这辆“老坦克”与我一起步行一个多小时，边走边聊天，但今天因为多了一个人，他走了几步就翻身上车了。上车时他还特地关照了我一句：“你也早点回家休息。”为了玩帅，他骑得很快。

第二天，那个左派编剧又到我的办公室来了，一开门就对我和胡伟民昨天晚上的及时解围，深表感谢。

我说：“昨天的事，结束得很好，主要是胡伟民的功劳。不过，你老兄也要吸取一点教训。在过去那样的年代，任何文人都可能写错一点什么。但是如果遇到了要不要文化、要不要教育、要不要学校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人类学问题，却千万不要——”我本来要说“昧于良知”，但毕竟是两个人在聊天，便口气一软，说成了“马虎”。

他说：“我真不清楚那个戏的后果那么严重。但我确实很不满意自己。”

他认错的口气很诚恳，我立即联想到那个曾远风，产生了对比。

这件事之后，这个左派编剧和我、胡伟民的关系越来越近。他后来请求我为他的新作集写序言，我写了。他又在报纸上发表文章，说我的著作是“神品”，这听起来有点不是味道，但我也没有阻止。因为当时中国文化界又在发动“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”之类的运动，极左势力再度抬头，我几次看他，居然痛改前非，也与我们一起反对极左势力，我就把他当作了“改恶从善”的朋友，顾不得用词不当的小节了。后来，上海市文化局来向我征询意见，我还推荐他做了一个剧团的团长。

有一次，胡伟民骑着“老坦克”到我家来，在我家吃饭。他边吃边对我说：“我们的那位朋友，最近有点让人看不懂了。我在广州偶尔看到他发表的几篇文章，从口气看，要把自己打扮成‘异议分子’了。但他能有什么像样的异议？我们还不知道？”

我说：“他啊，仍然是一个蹩脚编剧急于表演多种角色的职业病。去过几次香港，又去了一次美国，觉得中国的‘异议分子’在那里很吃香，就学着扮演。”

胡伟民说：“我看他是挂羊头卖狗肉，不知道会不会被那些真的‘异议分子’打一顿！”

我一听就笑了：“到时候我们还要再救他一次。”

事情的发展，远比我们的谈笑严重。

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午后一时左右，我在院长办公室里呆坐着，胡伟民敲门进来了。他坐在我对面，一支支地抽着烟，不断地摇头叹气。那些天我正又一次被人揭发，受到国家文化部的审查。揭发的是最新的政治问题，我因为跟不上形势，又不想立即改变自己的观点，因此麻烦不小。

北京来的审查者却很同情我，只想“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”，企图把我的问题解释成“保护学生”。胡伟民看着我，说：“大家都不好受，朋友间你担子最重，管着这么一个学院，带着这么一批学生，千万要保重！”

“那个人被我开除了！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。

“谁？”我问。

“还有谁？写《边疆新苗》的那个人，开除出朋友圈！”他厌恶得连名字也不想说。

我一听就明白了。前两天那人在报纸上代表剧团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政治声明，正好与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一起时的态度彻底相反。

我看到报纸后曾打电话向那个人严厉质问，那个人在电话里慌忙解释：“我是处级干部，又是新党员，必须表个态，实在没办法。”

我立即大声说：“你是处级，我比你高两级，所以很清楚，上级并没有要你这么表态！”随即摔了电话。

没想到，胡伟民比我更厉害，直接找上门去了。

“你去找他了？”我问胡伟民。

“我当面对他说，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观点，而是你的投机。一个搞艺术的人，怎么可以没有人格！”胡伟民边说边站起身来，说：“我们怎么交了这么一个朋友，气得我浑身颤抖，胸口发闷！”

说着他拍了拍我的肩，像是要走。

我问：“你现在去哪里？”

他说：“半个月来身体一直不好，昨天晚上又这么一吵，伤了元气，想到华山医院配点药。你要保重！”

我把他送到办公室门口，看他下楼梯。然后，我又急忙回身到窗口，看他翻身骑上“老坦克”。他知道我在看他的背影，扭身抬头看我的窗，腾出左手向我挥了挥。左手上，还是夹着香烟。

华山医院就在学院东边不远。他把“老坦克”搁在医院门边的砖墙前，锁上，就进了医院。

很长时间过去了，昏黄的路灯照着这辆脚踏车。它的主人，再也没有出来。

深夜的街道上，没有人知道它此刻的意义：它驮载过上海戏剧的一个辉煌时代，而这个时代刚刚结束。

就在这时，我家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。平日深夜来电话的只能是他，我拿起话筒就叫“伟民”。

不是他，但有关他。

两天后，我在追思会上说：“一个人的去世，会使另一个人改变与行业的关系。从今以后我将不再与上海戏剧界交往，因为我的朋友已经死在那个地方。”

我在发言前已经看到，那个左派编剧，还有那个曾远风，都来了。那天回家，我遵循胡伟民有关“开除”的决定，给那个左派编剧写了一封斩钉截铁的信。

我的绝交信，可能给他带来了不太好的名声，从此，他需要一次次重新编造我与他绝交的原因。编造出来的原因都很有趣，好像绝交是他提出来的，因为他“发现”了我的很多问题。一会儿，似乎与“石一歌”有关；一会儿，似乎与地震有关；一会儿，似乎与离婚有关……神神叨叨二十多年，全是因为一九八九年我的那封绝交信。

这是后话了。让我们还是赶快回到一九八九年。

在胡伟民去世之后半个月，对我的审查也结束了。

审查者做出了一个温和的结论，果然说我当时站在学生一边，只是为了保护学生。学院里一位教授悄声在我耳边说：“胡伟民的在天之灵保佑了你。”

我随即去了新加坡，在那里滞留了八个月。好几年前，新加坡的大艺术家郭宝昆先生曾邀请我和高行健、赖声川三人一起去那里聚会和讲课。当时我们三人都还很年轻，也不出名，不知道怎么被郭先生挑上的。这次重返，他们两人都不在那里了，这座热带城市显得有点冷清。郭宝昆先生经常在浓郁的树丛下长时间地看着我，不说话。

我叹口气，说：“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，中国这难忘的十年，结束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“赖声川已经联系上了，他会过来陪你。高行健一直联系不上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