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去加沙地带。

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，一到关口，就感到气氛比约旦河西岸和戈兰高地还要紧张。

迎面是一个架势很大的蓝灰色关卡，以色列士兵荷枪实弹地站了三个层次。头顶岗楼上的机枪，正对准路口。远远望进去，经过一个隔离空间，前面便是巴勒斯坦的关卡。

这里要查验护照，但谁都知道，护照上一旦出现了以色列的签证，以后再要进阿拉伯的其他国家就困难了。因此，前几天从埃及进关的时候用的是集体临时签证，但那份签证今天并没有带在身边。于是，我们这帮人究竟是怎么进人以色列的，都成了疑问。更麻烦的是，几辆吉普车无牌照行驶的问题，在这里也混不过去了。

有一辆警车朝我们的车队驶来，警车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以色列警官，看派头，级别不低。他不下车，只是用沉闷的男低音调侃我们：

“你们，居然连什么文件也没有？没有签证，没有车牌，没有通行许可？”

他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车队，耸耸肩，不再说什么，只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。

想不出别的办法，只能打电话找中国驻巴勒斯坦办事处。不多久，常毅参赞和他的夫人潘德琴女士就开着车来到了关口。几经交涉，以色列警官终于同意我们几个人坐着办事处的外交公务车进去。

车子驶过巴勒斯坦关口，倒不必再停下检查。我们向憨厚的士兵们招了招手，他们咧嘴一笑，就过去了。

加沙地区的景象，与杰里科差不多。我们先到一个难民营，难民主要是一九六七年战争中失去家园的各地阿拉伯人。由于已经过了三十多年，现在也已形成了一个社区。满眼是无数赤着脚向我奔来的孩子，按阿拉伯人的生育惯例，逃难过来的已是他们祖父一代了。

生活一看就知道非常贫困。但巴勒斯坦电视台的朋友用宣传的口气说，与三十年前相比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。

我问，这么大的难民区是由什么样的机构管理的？

他们说，是居民委员会。

我再问，居民委员会上面是什么机构？

他们指了指街口说：他。